被庙堂遮蔽的江湖中国 ——为毕来德中国观作证

 

引言、造化必然，文化偶然

存在两个“文化中国”：众所周知的儒家主宰的庙堂中国，鲜为人知的道家主导的江湖中国。中华帝国的研究者，因而分为两种：属于大多数的轻信者，属于极少数的批判者。

轻信者对于唾手可得的现成史料，不加辨析，径直采信。轻信者从不自问：中华帝国可曾允诺言论自由？中华帝国能否容忍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言论，任其公开刊布并传诸后世？

批判者对于卷帙浩繁的大量史料，辨伪存真，抉隐发微。凭借对古今中外一切专制主义之共同本质的基本常识，批判者事先认定：中华帝国的历史真相，必被吞噬一切的专制庙堂遮蔽。批判者进而明白：只有深入辨析庙堂允许存在、有利于意识形态谎言的现成史料，才有可能彰显已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中华帝国时空内的无数民众，早已洞悉专制庙堂的意识形态谎言。其中的大多数人，为免诛杀而被迫沉默。其中的极少数人，曾经不怕诛杀地反对专制和揭露谎言。然而反对者和揭露者已被诛杀，反对之言和揭露之言已被剿灭。凭借空前强大的话语霸权，专制庙堂空前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论证。

1911年中华帝国终结之后，揭露专制庙堂的意识形态谎言，才不再具有政治风险，然而仍有挑战集体“成心”的学术风险，以及“于史无征”的举证困难。因为不利于庙堂谎言的绝大部分证据，早已因剿灭而消失，因篡改而遮蔽。批判者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辨析巨量史料，从反复修补、日益精致的巨大谎言中，发现因先天弱智而残留的证据，搜寻因后天疏忽而导致的破绽。学术风险和举证困难，会让大多数研究者望而却步，乃至中途放弃，然而必有坚持到底者。

比如顾颉刚及其同道，在帝国终结后第一时间，就立刻开始了石破天惊的“古史辨”，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果。不幸其后国难当头，战乱频仍，文化浩劫，“救亡压倒启蒙”，刚刚开始、远未深入的历史批判，被迫中止了将近一个世纪。

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再次把揭露谎言、彰显真相提上了时间表。瑞士汉学家毕来德先生，来到北京研究中华帝国，重点是前帝国的先秦元典，关注中心则是江湖中国的先秦元典《庄子》。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先生，也来到北京、上海研究中华帝国，重点也是前帝国的先秦元典，关注中心则是庙堂中国的先秦元典《孟子》。与此同时，我也在上海研究中华帝国，研究重点和关注中心，均与毕来德相同。

2008年1月，毕来德先生的杰作《驳于连》，由郭宏安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毕来德与于连的分歧，源于研究重点和关注中心的不同。两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观点，再次证明存在两个中国。毕来德认为，于连像大多数中外学者一样，把庙堂中国视为唯一的中国，没能看见被庙堂中国遮蔽的那个江湖中国。

平心而论，于连对众所周知的庙堂中国的剖析颇有创见，不无启发性。然而毕来德对鲜为人知的江湖中国的抉发更有创见，更具突破性。因研究重点和关注中心的相同，毕来德与我的基本观点，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一致，应验了两千年前超前批判庙堂中国的道家集大成者庄子的名言：“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本文扼要概述庙堂中国之伪道遮蔽江湖中国之真道的历史路径，为毕来德的中国观作证。

 

一、人间下帝，僭代上帝

前359年，时任魏相的公叔痤临终，向魏惠王举荐32岁的卫人商鞅（约前390—约前338）继任魏相，或者杀掉，以免异国用之，不利魏国。魏惠王笑其老而昏悖，两计均拒。商鞅于是离魏至秦，分别以道家“帝道”、儒家“王道”、法家“霸道”，先后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以道家“帝道”为虚幻，以儒家“王道”为迂远，闻法家“霸道”而大悦，拜鞅为相，实行变法，从而奠定秦国统一天下之根基，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以“霸道”戕贼天下、强暴万民之缘起。不过中华帝国从未坦承“霸道”，而是僭称“王道”，终至僭称“帝道”。

商鞅概括了此前全部华夏古史的历史演进和观念秩序，所论道家“帝道”、儒家“王道”、法家“霸道”，首三字“帝”、“王”、“霸”，是依次递降的三级观念；末三字均作“道”，则是重大混淆。

“帝”之本义是皇天上帝，属于宇宙顶级名相。史前初民社会，“十日并出”（《庄子・齐物论》），人人可与皇天上“帝”沟通。尧舜时代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羿射九日”（《淮南子・本经训》），从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政教合一的天下共主夏商周三“王”，从此独霸祭“帝”特权，臣民乃至诸侯，不得僭越染指。

“王”之本义是贯通“天地人三才”，属于人类顶级名相①。夏商周建立华夏共同体之后，“王”被天下共主独霸，此即所谓“王天下”。作为夏商周三“王”之“臣”的天下诸侯，不得僭称“王”。

“霸”原作“伯”，本义是排行之长，属于诸侯顶级名相。春秋五“霸”均以武力震慑胁从诸侯共同朝拜周王，由周王“致伯”，册封为“霸”（伯），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华夏固有观念认为：“霸”不能僭称“王”，“王”更不能僭称“帝”。然而随着华夏历史演进，皇天上“帝”逐渐弱化（欧洲则逐渐强化，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历史演进），于是商代后期诸“王”死后受祭，遂被僭称为“帝”②。人不可僭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即从死去之“王”开始被打破。

孔子（前551—前479）殁后，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随着子思、孟轲鼓吹的阴阳五行说兴起，游说诸侯的儒墨诸子，纷纷托古论“道”，竞相僭称上古酋长为“帝”，终成“五帝”谬说。姑且认为，炎“帝”、黄“帝”、“帝”喾、“帝”尧、“帝”舜均非虚构，但他们在世之时仅是部落酋长“后”，连“王”也不是，更不可能僭称“帝”。僭称五“后”为“帝”的儒墨诸子，倘若遭到反诘，可以如此狡辩：自己仅是因循商周两代称先“王”为“帝”之例上推，追认已死之“后”为“帝”，并未违背礼制。其实商周礼制，早已违背华夏固有观念。倘若儒墨诸子不遇反诘，则故意含混，不予挑明。“五帝”谬说盛行以后，战国中后期的人们误以为，五“后”在世之时，均已被称为“帝”。后世之人，更加习焉不察。人不可僭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遂被进一步打破。

商周两代僭称先“王”为“帝”，奉为王室家族的祖先神，儒墨诸子僭称先“后”为“帝”，奉为华夏民族的祖先神，各有历史合理性，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孤例。其他民族历史上，也有奉已死先王或民族祖先为“神”之例。然而此后的华夏历史演进，则在人类历史上纯属孤例，并且导致了中华帝国的诸多“独特性”。

“帝”两次降格于死人，仍未填平人、神之间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跨出最后一步之前的历史准备，是“王”两次降格于活人。第一次是楚、吴、越等非中原诸侯，在春秋末期僭称“王”。第二次是齐、魏、宋、秦、韩、赵、燕、中山等中原诸侯，在战国中期的三十年间（前353—前323）先后僭称“王”③。华夏共同体“王天下”格局的彻底打破，把天下共主独霸的人类顶级名相“王”，降格为分封诸侯共享的人类次级名相。于是天下共主僭称宇宙顶级名相“帝”，遂被提上了华夏历史演进的时间表，并有三次失败的预演。

前288年，秦昭王僭称“西帝”，齐湣王僭称“东帝”，月余即先后被迫撤销。前286年，齐灭宋。列国担心引发多米诺效应危及自身，遂有策士向欲报仇的燕昭王献策：鼓动秦昭王僭称“西帝”，赵惠文王僭称“中帝”，燕昭王也同时僭称“北帝”，然后联合伐齐。伐齐尽管成功，但三“王”僭称三“帝”再告流产。前257年，秦军携长平之战活埋四十余万赵军降卒之余威，进围赵都邯郸。眼看赵国将灭，列国担心引发多米诺效应危及自身，情急之下欲为秦昭王再进“帝”号促其撤兵，又因齐人鲁仲连“义不帝秦”而流产。

倘若不是活“王”不可僭号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深入人心，三次预演就不会失败。

倘若不是活“王”不可僭号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深入人心，各大诸侯更不可能甘冒灭国危险，而被一介布衣鲁仲连轻易劝阻。

倘若不是活“王”不可僭号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深入人心，就无法理解：为何此后三十年秦国逐一消灭天下诸侯，再也未有“帝秦”之议？

前221年，彻底实行法家“霸道”的秦国，尽灭杂用儒家“王道”和法家“霸道”的天下诸侯。秦王嬴政下旨拟议尊号，媚上的法家丞相李斯，与媚上的众多儒家博士合议尊号，仍然不敢逾越活“王”不可僭号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故进尊号“泰皇”。嬴政去“泰”加“帝”，自称“始皇帝”，悍然越过人、神之间的巨大鸿沟，开启了活“王”僭号称“帝”的中华帝国史，延续21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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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参阅张远山《庄子奥义》第332页正文及注，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

2《释名》：“王，天子也。”《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崩，曰‘天王崩’。复，曰‘天子复矣’。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参阅《庄子奥义》第331页正文及注。

3《史记·鲁世家》：“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年），六国皆称王。”详见《庄子奥义》绪论一《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第6—12页。

 

 

二、庙堂伪道，僭代真道

商鞅对秦孝公所进三“道”，业已混淆另一组三级观念“道”、“术”、“方”。

“帝”与“道”位格相同，均为宇宙顶级名相。反对君主专制的道家，把宗教性的人格化之“帝”，转化为哲学性的非人格化之“道”，遂成中华唯一真道。

“王”仅是人类顶级名相，不能与宇宙顶级名相“道”匹配，因此“王道”属伪道。主张温和君主专制的儒家，把“王”之“术”拔高一级，僭称为“道”，遂成商鞅所谓“王道”。

“霸”仅是诸侯顶级名相，更不能与宇宙顶级名相“道”匹配，因此“霸道”更是伪道。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的法家，把“霸”之“方”拔高二级，僭称为“道”，遂成商鞅所谓“霸道”。

秦孝公采纳商鞅所谓“霸道”35年之后，秦惠王“霸”而成功，僭号称“王”。秦孝公采纳商鞅所谓“霸道”138年之后，秦王嬴政“王”而成功，僭号称“帝”。至此，商鞅所论“帝”、“王”、“霸”三级观念，也已彻底混淆。

秦始皇以活人僭称“帝”之后，剩下的历史使命，就是草创帝国的专制意识形态：把法家“霸”之“方”拔高二级，僭称为“帝”之“道”，即“天（上帝）人（下帝）合一”的伪“帝”伪“道”。其根本举措，就是采纳法家丞相李斯的献策“焚书坑儒”。“儒”含广义，包括法家之外的一切先秦诸子。倘若秦始皇不“焚书坑儒”，那么活人不可僭称“帝”，“霸”之“方”不可僭称“帝”之“道”的华夏固有观念，必将严重阻碍伪“帝”僭称真“帝”，必将严重阻碍法家“霸”之“方”僭称“帝”之“道”。

秦始皇版专制意识形态过于粗陋，未能挽救违背天道的秦帝国仅仅14年就迅速崩溃。汉承秦制，继承法家“霸道”，但是为了延长帝国寿命，汉初被迫“与民休息”，暂行道家“帝道”，遂有“文景之治”。这是两千年帝国史上，中华真道获得部分实行的唯一时代。

秦鉴不远的汉武帝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把专制意识形态从赤裸裸的秦始皇版，改良为更具欺骗性的升级版：先把法家“霸”之“方”拔高一级，用儒家“王”之“术”包装，然而再悄悄拔高一级，僭称“帝”之“道”，当然仍是“天（上帝）人（下帝）合一”的伪“帝”伪“道”。其根本举措，就是采纳鼓吹“天（上帝）人（下帝）感应”的儒生董仲舒之献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因距先秦未远，“帝↘王↘霸”和“道↘术↘方”的观念秩序仍然深入人心，不可全面混淆，只能真假混杂地逐步混淆，因此从专制君主汉武帝，到媚上儒臣董仲舒，均不敢把“儒术”直接拔高一级，僭称为“儒道”。普遍僭称“儒道”而不以为非，要到中华伪道成功僭代中华真道的唐宋之后。倘若汉武帝不“罢黜百家”，活人不可僭称“帝”，“王”之“术”不可僭称“帝”之“道”的华夏固有观念，必将严重阻碍伪“帝”僭称真“帝”，必将严重阻碍儒家“王”之“术”僭称“帝”之“道”。

汉武帝改良的专制意识形态大为精致，成为两千年不变的祖传秘方：挂儒家“王道”（实为“术”）之羊头，只说不做；卖法家“霸道”（实为“方”）之狗肉，只做不说。汉宣帝不打自招：“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用之。”

汉承秦制，魏、晋、唐、宋、元、明、清皆承汉制，伪“帝”伪“道”僭代真“帝”真“道”两千年。两千年中，汉武帝版专制意识形态，又被历代儒生集团不断改良和升级，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具欺骗性，但永远换汤不换药，正如设计者董仲舒所预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修正、改良、升级专制意识形态，儒家始祖孔子称为“损益”，并且预言千古不变，“百世可知”①。儒法一家两宗，王霸文武杂用，早被鼓吹“王霸”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充分论证。其两大弟子，正是秦始皇服膺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以及秦始皇的法家丞相李斯。因此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的谭嗣同所著《仁学》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贬斥专制君主是僭号的“大盗”，并非谭嗣同的发明，而是出自超前批判君主专制的道家元典《庄子》②。

由于皇帝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僭代真帝的伪帝，也不可能承认以儒家“王道”为表、以法家“霸道”为里的专制意识形态，是僭代真道的伪道，因此中华帝国两千年如一日的系统文化工程，就是无情剿灭、刻意篡改、竭力遮蔽真帝真道。毕来德称为：“彻底重建前帝国文化。”

毕来德认为，“汉朝的皇帝和他们的股肱之臣”，成功地使“帝国在他们之后持续了两千多年”：

历史学家们解释这一非凡的成绩，一般强调他们所创立的中央机构及军事、行政和礼仪的各种制度。他们说得对，因为这些制度基本上一直持续到帝国的结束，即二十世纪初。但是，这一成绩的真正的奥秘，历史学家们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地明白，乃是皇帝们、他们的顾问们和替他们行事的官员们将文化当作手段，以至于重建了文化，使其全部成为新秩序的基础。

为了使人忘记帝国所由产生的、用以维持自己的暴力和专断，帝国必须显得符合事物本身的秩序。一切都要被支配于一个观念，即帝国的秩序符合宇宙的原理。

所有的学术领域，所有的思想、语文及表达形式，必须一致地使人们相信，这一秩序本质上说是合乎自然的。

这是保证王权和在它下面的各个等级制度，保证统治与服从的最永恒性的、最有效的手段。

这一大重建产生了中国人自己从那时起所说的并且今天人们在国内与国外仍然在说的中国文化。前帝国的历史文化也得到了彻底的重建，变成了新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大综合是由帝国的政权产生的，而它的主要功能是掩盖这种政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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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2《庄子·胠箧》：“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耶？”

 

 

三、“重建文化”，三大工程

“重建前帝国文化”，包含三大系统工程。

一是剿灭古书的强攻工程，即“破”，彻底剿灭不符合专制意识形态又难以“重建”和“转化”的先秦诸子。

其最著者，道家姑举二例：老聃后学中言词最为激烈、强力抨击专制君主“悉天下奉一身”的杨朱，曾是鼓吹儒家“王道”的大儒孟子的第一攻击目标，其书只能彻底剿灭，其人被丑化为“禽兽”①。因此后人盲信杨朱“自私自利”，“杨朱为我，一定不著（书）”（鲁迅）。庄子后学中言辞最为激烈、强力抨击专制君主的魏牟，曾是鼓吹法家“霸道”的大儒荀子的第一攻击目标，其书只能彻底剿灭②，其人也被丑化为“禽兽行”③。因此后人极少知道魏牟，生平学说更为茫然。

非道家，也举二例：《惠子》彻底剿灭，《公孙龙子》剿灭大半④。

《汉书·艺文志》记录了大量剿灭之书的部分书目，然而绝非全部。

在中华帝国时空内，直言剿灭古书已属禁忌，只能婉称“亡佚”，更不可能指控专制庙堂是导致“亡佚”的元凶。民间为了避祸也主动销毁违禁古书。先秦古书汉后部分重出，既有违抗秦始皇焚书令的冒险私藏，也有孔壁藏书和出土简帛，均为“古文”。也有秦代士人原先背熟，入汉之后再用“今文”默写，甚至托古伪撰，遂有“今古文”两大系统。

儒家元典的“今古文”之争，日益演变为：究竟是坚守儒学原教旨主义，做孔子褒扬的“君子儒”？还是自我篡改乃至伪撰儒家元典以迎合专制意识形态，做孔子鄙视的“小人儒”？

历史给出了合乎逻辑的答案：以帝国暴力为后盾的“小人儒”，轻松战胜了“君子儒”。

二是伪撰古书的配套工程，即“破”而后“立”。

其他道家著作《关尹子》《列子》《子华子》等也全部剿灭，今本均属伪书。威胁庙堂伪道的先秦真书尚须剿灭，不符合庙堂伪道的伪撰古书，既不可能自取其祸地炮制出笼，更不可能获得庙堂容忍而公开刊布并传诸后世。

伪撰古书，通常由渴望晋身庙堂的“小人儒”自发完成，然后进献庙堂。其最著者，是东晋儒生张湛伪撰《列子》，进献庙堂，获得奖赏，官至光禄勋。这一公案直至“古史辨”时代方成铁案，此前少有人疑，鲜为人知。

三是篡改曲解的重建工程，即寓“立”于“破”的篡改，寓“破”于“立”的曲解。

其最著者，是篡改曲解《老子》《庄子》。这两部道家元典能够幸免于秦始皇、汉武帝的两次剿灭浩劫（儒法以外的诸多先秦子书大多未能幸免），有两大原因：

一是影响巨大，引用者摘抄者无数，难以彻底剿灭；

二是不像杨朱、魏牟那样激烈直白，无须彻底剿灭。

不过《老子》《庄子》注定难以幸免于第三次浩劫，因为日益高明的专制庙堂，在两次失败后终于找到了对付它们的最佳方法——篡改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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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见《孟子·尽心》。参阅《庄子奥义》第339页。

2《汉书·艺文志》：“《公子牟》四卷。”今已亡佚。其部分思想残存于今传郭象版《庄子》外杂篇。

3语见《荀子·非十二子》。

4汉儒扬雄《法言·吾子》：“公孙龙诡辞数万。”今传《公孙龙子》删残本，不足三千字。

 

 

四、竹林七贤，被迫分裂

两汉四百年，庙堂伪道能量耗尽，君主专制弊端尽显。秦汉士人无不喜爱老、庄，尤其酷爱庄子亲撰的“内七篇”①。儒生撰文，频繁征引庄文伟词。佛徒译经，无不借用庄学名相。然而《庄子》仅是士林秘笈，并非庙堂显学。仅当

历史进入秦汉以后首次打破大一统的魏晋时代，专制庙堂鼓吹的儒法“名教”，与江湖民众信仰的老庄“自然”，两者究竟孰为真道，又再次成为魏晋士人必须辨明的人生根本问题，社会根本问题，宇宙根本问题。

《世说新语》记载：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

对曰：“将无同？”

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这一晋身庙堂的儒生“必答题”，证明：老庄真道对信奉庙堂伪道的儒生，具有难以承受的巨大观念压力，不缓解这一集体焦虑，全体儒生就灵魂不得安宁，难以安身立命。

因此魏晋时代的儒生集团，必须再次“重建文化”：先予创造性“重建”，即篡改；再予创造性“转化”，即曲解；使《老子》《庄子》从坚守江湖真道、贬斥庙堂伪道，转而成为遮蔽江湖真道、支持庙堂伪道的专制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一劳永逸地彻底消除老庄真道对儒生集团的巨大观念压力。

彰显真道与遮蔽真道的剧烈对抗和重大转折，就是“竹林七贤”因庙堂高压而分裂，其成员遭遇不同命运。

“竹林七贤”的四位中坚，是嵇康（224—263）、阮籍（210—263）及其追随者刘伶、阮咸。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意为：超越儒法“名教”伪道，信仰老庄“自然”真道。

嵇康所著《养生论》《答难养生论》，阮籍所著《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咏怀诗》，刘伶所著《酒德颂》，在绝对信仰并终生履践老庄真道的陶渊明之前，达到了庄学最高水平。他们啸聚“竹林”，取意于峻拒楚王聘相的庄子对魏相惠施的讽谕，“鹓雏非竹实不食”，视庙堂富贵为“腐鼠”②。

“竹林七贤”的两个叛徒，是贪恋庙堂富贵、依附专制庙堂的山涛、王戎。王戎家有好李，欲以牟利，又恐别人得佳种分其利，遂钻其核，然后出售，故被阮籍讥为“俗物”。山涛欲使嵇康同流合污，遂向司马氏举荐嵇康。嵇康撰写公开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宣称“非汤武，薄周孔”，讥刺司马氏即将成为“窃国大盗”，如同商汤、周武僭代夏商那样僭代曹魏，又僭窃周公、孔子倡导的“仁义”，因而被司马氏罗织罪名公开诛杀，年仅40岁。同年阮籍郁悒而卒，年仅54岁。而王戎活了72岁，山涛活了79岁。

最后一位特殊成员，是小阮籍17岁、小嵇康3岁的向秀（227—272）。

有鉴于信仰老庄真道、挑战庙堂伪道的嵇、阮贫困早夭，而背叛老庄真道、屈服庙堂伪道的山、王富贵长寿，向秀撰写祭文《思旧赋》，既对嵇、阮深表怀念，自述天人交战之心曲：

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

又对嵇、阮怀惭告罪，请求嵇、阮原谅他违心屈服：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向秀被迫屈服于庙堂的主要举措，就是违心地篡改曲解嵇、阮酷爱的《庄子》，佯装与嵇、阮划清界限。但是书未写完，嵇、阮死后9年，向秀也郁悒而卒，年仅46岁。倘若向秀预知“余命”未能稍延“寸阴”，必定后悔“旋反北徂，适于远京”的屈服于庙堂，更将后悔违心篡改曲解《庄子》。

向秀违心篡改曲解《庄子》未完即死，其书未及公开流布（或许正是天人交战，才不愿注完流布），遂被与山涛、王戎心术相同，才学低下又品行卑劣的郭象剽窃，毫不违心地进一步篡改曲解《庄子》。《世说新语》《晋书》都揭露了郭象剽窃向秀《庄子注》，斥其“为人行薄”。不过在郭象篡改曲解《庄子》之前，王弼已经完成了对《老子》的篡改曲解。

儒生王弼（226—249），小阮籍16岁，小嵇康2岁，大向秀1岁，大郭象26岁。早于嵇、阮之死而早夭，年仅24岁。所著《老子注》，与嵇康、阮籍唱对台戏，主张“名教本于自然”，意为：庙堂“名教”伪道，植根于老庄“自然”真道。两者毫无冲突，仅有局部小异。而这局部小异证明，庙堂“名教”伪道高于老庄“自然”真道。其名言见于《世说新语》：

圣人（孔子）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

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然而老聃之反名教一目了然，王弼实为刻意曲解。为了掩盖曲解，王弼只能篡改《老子》原文。

王弼对《老子》的篡改曲解，大大缓解了儒生集团的观念压力，从而一举成名。然而更大的观念压力来自《庄子》，王弼的早夭，把篡改曲解《庄子》的历史使命留给了郭象。

儒生郭象（252—312），小阮籍42岁，小嵇康28岁，小王弼26岁，小向秀25岁。王弼死后三年，郭象出生。嵇、阮死时，郭象11岁。司马炎篡魏称“帝”之时，郭象13岁。向秀死时，郭象20岁。所著《庄子注》，也与嵇康、阮籍唱对台戏，主张“名教即自然”，意为：庙堂“名教”伪道，正是老庄“自然”真道。两者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毫无相异。其名言见于《逍遥游注》：

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然而庄子之反庙堂一目了然，郭象实为刻意曲解。为了掩盖曲解，郭象只能篡改《庄子》原文。

老聃反对君主专制并不彻底，王弼对《老子》的篡改曲解也不太彻底，仅仅从《老子》中创造性“重建”出初级荒谬的“名教本于自然”。庄子反对君主专制非常彻底，郭象对《庄子》的篡改曲解也非常彻底，居然从《庄子》中创造性“重建”出超级荒谬的“名教即自然”。因此郭象的《庄子注》，比王弼的《老子注》更为彻底地缓解了老庄真道对儒生集团的观念压力，从而一举成名，得到庙堂奖赏，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 ③北齐颜之推也予鄙视：“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耶？” ④

《世说新语》《晋书》揭露郭象剽窃向秀，魏晋士林和北齐颜之推鄙视郭象，足证魏晋六朝尚未“舆论一律”，老庄真道在朝野之中仍有极大影响。然而随着中华帝国不断演进，君主专制日益强化，微弱的抗议之声也将逐渐消失，起码不敢形诸文字，无法公开流布，遑论传诸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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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2语见《庄子·秋水》。

3语见《晋书·郭象传》。

4语见《颜氏家训·勉学》。

 

 

五、魏儒王弼，篡改《老子》

老学是“君人南面之术”，颇得战国诸侯和汉初君主喜爱，于是死后随葬入墓。后人考古发掘，出土了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多种《老子》初始版本。一经比对，儒生王弼及其追随者对《老子》的篡改曲解，业已无处遁形。

低级篡改与避君主名讳有关，意图不算险恶，后果却很严重。王弼版《老子》的著名首句：

道可道，非常道。

原作：

道可道，非恒道。

因汉文帝名刘恒，遂改“恒”为“常”。与之相同，战国篡姜齐的田恒（即“田成子”）改为“田常”，月亮女神姮娥则改为“嫦娥”，三例全都沿用至今，不以为非。

每个君主登基以后，为了避讳都要大规模挖改古籍。因秦始皇名嬴政，遂改正月为“端月”，汉后恢复。战国诸邦均有相邦，因汉高祖名刘邦，遂改“邦”为“国”，改“相邦”为“相国”，沿用至今。直到清初以后，为皇子取名尽量选用僻字，才无须在登基后再为避君主名讳而费事。然而清代另有诸多必避之讳，仍须大规模挖改古籍。清修《四库全书》，是惨不忍睹的又一浩劫。避讳闹剧延续两千年，中华古籍早已面目全非，而且积非成是，以讹为正。两千年“成心”，难以撼动。恢复原貌，必被哂笑。“邦”原指诸侯封疆，“国”原指诸侯都邑，专名专用，不可混淆。但是倘若今日有人把《国语》《战国策》改称为《邦语》《战邦策》，谁能接受？

高级篡改与专制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关。王弼篡改曲解《老子》的更多证据，拙著《老子奥义》将深入展开，本文仅举二例。

例一、王弼版《老子》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是古今不变的宇宙至高存在，遍在永在的宇宙普遍规律。“执古之道”是鼓吹伪道的儒家之主张，而非弘扬真道、反对儒家的道家之主张。“执今之道”也不意味着道有古今之别，而是仅仅说明古今真道完全一样，无须像儒家那样复古倒退。这正是韩非创造性“重建”老学，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的原因。

老聃此义，可用发挥老学的《庄子·天运》证之：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祈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

此节原为批判儒家，也是对王弼篡改本《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不可移易的批判，足证王弼改“今”为“古”①。《庄子》外杂篇对其称颂的“古之博大真人”老聃，从未有过如此针锋相对的批判。

例二、王弼版《老子》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元代吴澄《道德真经注》等版本保留首句原文之真：“太上，不知有之。”

以形近之字“下”，取代原文“不”，是篡改者的高明之处，因此坚持执“成心”的辩护派否认有人故意篡改，而用形近无意而讹、钞刻字坏缺笔来辩解。指控篡改的最后利器，就是寻求原文原意的逻辑融贯性。

唯有“不知有之”，方能“百姓皆谓我自然”，方才符合“无为而治”的老聃“自然”真道。倘若“下知有之”，则成“百姓皆谓君主让我自然”，方才符合“有为而治”的专制“名教”伪道。倘若王弼不篡改老聃原文，不曲解老聃原意，就无法论证“名教本于自然”，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信，帝国秩序本质上说合乎自然”（毕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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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枝节尚可争论：早于三国王弼的初汉河上公版，为何也作“古”？我认为河上公时代盛行黄老学说，河上公篡改原文的必要性甚小，因此极可能是后儒据王弼版倒改河上公版。即便确为河上公所改，仅是提前篡改时间，并不改变篡改意图，仍是迎合专制意识形态。

 

 

六、晋儒郭象，篡改《庄子》

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前369—前286），小商鞅21岁，亲睹战国诸侯僭号称“王”的全程，亲见秦、齐二“王”僭号称“帝”的失败预演，坚守活“王”不可僭称“帝”的华夏固有观念，凭借见微知著的先知般洞察力，预见到了活“王”僭号称“帝”已是未来中国历史演进之必然，于是在秦始皇僭称“帝”之前半个多世纪，就已写下不朽的“内七篇”，超前批判君主专制违背天道，超前批判假君假宰僭代“真君真宰”①，超前批判庙堂伪道僭代江湖真道，从而成为两千年专制意识形态必须竭尽全力应对的最大挑战。应对挑战的最大功臣，则是“天降大任”的西晋儒生郭象。

郭象先删去严重威胁专制意识形态的外杂篇十九篇，把《史记》记录的《庄子》“十余万言”、《汉书》记录的《庄子》五十二篇，删残为不足七万言的今本郭象版《庄子》

三十三篇。再对删残的三十三篇进行迎合专制意识形态的篡改，再予迎合专制意识形态的曲解。因此今传郭象版《庄子》，没有一篇全真原文，郭注义理完全违背庄学真义。郭象篡改曲解的大量例证，详见拙著《庄子奥义》和《庄子复原本》，本文仅举篡改之例和曲解之例各一。

篡改之例，郭象版《逍遥游》：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

此段末句“汤之问棘也是矣”，在郭象版中难以索解。今人闻一多据唐僧神清《北山录》及宋僧慧宝注文，考定其下尚有二十一字：

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此节佚文至关重要，由于庄子原文“无极之外复无极”与郭象注文“物各有极”直接冲突，遂被郭象删去。郭象只有删去此节，才能谬解整部《庄子》都在褒扬大知，贬斥小知。然而整部《庄子》褒扬的都是不待外物、独待天道的至知，贬斥的都是倚待庙堂、鼓吹伪道的大知。郭象篡改之后的曲解，仍然破绽百出，比如仍与《逍遥游》原文“众人匹之（众人效法大知大年），不亦悲乎”不可兼容，更与《庄子·在宥》“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直接抵牾。然而盲从郭象的研究者，反诬《庄子》义理混乱，自相矛盾。

曲解之例：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末篇《应帝王》，郭象谬注篇名曰：“应为帝王。”郭象追随者进而谬解《应帝王》篇名为“谁应该做帝王”，或“如何应对帝王”。

“帝王”二字，仅在秦“王”嬴政僭号称“帝”之后，方为可以连读的合词，上文已述：“帝”、“道”均为宇宙顶级名相，道家把人格化之“帝”转化为非人格化之“道”，因此此篇名之“帝”，义同“道”。庄子之前的所有先秦文献，从未有过一次“帝王”连写，因此《应帝王》之“帝王”是汉语史上首次连写，但是不可连读，并非合词。作为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坚守人“王”不可僭号称“帝”的观念，不可能以“帝王”为合词。庄子又深知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也不必担心误解。《应帝王》篇名，读作“应帝之王”，意为：顺应天帝（即道）的“王德之人” ②。也就是顺应天道的至人，有德无位的“素王”③。

郭象及其追随者迎合专制意识形态的误读和曲解，完全违背先秦固有观念，也完全违背《应帝王》篇旨和庄学整体宗旨，使反对君主专制的庄子，极其荒谬地成了“帝王术”的创始人。然而庄学绝非“君人南面之术”，而是“逍遥江湖之道”。

郭象对《庄子》的篡改曲解，是对中华真道的最大遮蔽，负面影响极其深广。不过一方面古代民众不像儒生那样服膺郭象谬解，而是撇开郭注直读庄子白文，仍能部分领悟庄学真道；另一方面酷爱《庄子》的古代士人，在《庄子》真本于唐宋时代失传之前频繁引用，留下了与郭象版《庄子》不同的大量异文，还有郭象版《庄子》没有的不少佚文。古今学者投入无穷心血，搜寻异文、佚文，近乎罗掘俱尽。拙著《庄子奥义》充分吸收了前人成果，梳理校勘了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总计补脱文103字，删衍文82字，订讹文82字，移正错简3处118字，更正文字误倒16处。厘正通假字、异体字198字，篇内重复不计。纠正重大错误标点10处，小误不计其数④。

“脱文”、“衍文”、“讹文”，仅是价值中立、不寓褒贬的学术语言。其实大部分脱衍讹误并非钞刻过程的无意之失，而是郭象及其追随者为了迎合专制意识形态而创造性“重建”庄学的有意篡改。治庄儒生奉为庄学至高权威的郭象义理，实为反庄学的伪庄学。倘若郭象不篡改庄子原文，不曲解庄子原意，就无法论证“名教即自然”，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信，帝国的秩序符合宇宙的原理”（毕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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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见《齐物论》。参阅《庄子奥义》之《〈齐物论〉奥义》，第103—105页。

2语见《庄子·天地》所引庄子语。

3语见《庄子·天道》，为汉语史首见。“素王”被汉儒违背庄学地创造性转化后专用于孔子。参阅《庄子奥义》之《〈应帝王〉奥义》，第331—357页。

4详见《庄子奥义》，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

 

 

七、庙堂伪道，四大版本

中华帝国的专制意识形态，经历了草创、改良、深化、确立的四大历史阶段，共计四大伪道版本：

秦始皇凭借“焚书坑儒”，草创了纯粹法家的1.0版；

汉武帝凭借“罢黜百家”，改良为佯儒实法的2.0版；

魏晋玄学凭借“篡改曲解”，深化为“儒道合流”的3.0版；

宋明理学凭借“消化吸收”，确立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4.0版。

1.0版因其粗陋早已抛弃，3.0版因其隐秘千古未明，于是仅剩2.0版与4.0版之争，也就是所谓“汉学”、“宋学”之争。

作为3.0版的魏晋玄学，实为确立专制意识形态的关键一环。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伪造了“儒道互补”、“儒道合流”的假象，极其成功地完成了对老庄真道的创造性“重建”和“转化”，使之成为与专制意识形态毫无冲突的组成部分。因此王弼、郭象日益博得庙堂儒生的普遍推崇，乃至江湖民众的轻信盲从，终成老庄之学的至高权威。然而与庙堂伪道“互补”乃至“合流”的并非真道家，而是已被篡改曲解的伪道家。不幸的是，即便故意篡改铁证如山，坚执“成心”、盲从“权威”的辩护派，仍把故意篡改称为“文本改善”。①

辩护派拒绝思考：“文本改善”出于什么目的？

辩护派拒绝回答：“文本改善”究竟有利于谁？

本文无暇展开，但必须提及，汉代传入中国，原与专制意识形态异质而且对立的印度佛教思想，也在魏晋六朝初步完成了创造性“重建”和“转化”，至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大功告成。

作为4.0版的宋明理学，实为专制意识形态的终极版，把“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真道家，以及“沙门不敬王者”的真佛家，全都消化吸收，充分收编御用，彻底改造为对专制庙堂完全无害的伪道家和伪佛家。从此“假作真时真亦假”，再也无人知晓真道家、真佛家，仅知伪道家、伪佛家，而又不知其伪。后人不得不相信庙堂谎言，而又不知谎言是谎言。此后的儒生集团，仅仅是为庙堂伪道终极版，不断增补抵御真道的种种补丁，把关于真道的任何信息视为超级病毒，格杀勿论。庙堂中国之伪道，终于空前成功地剿灭、篡改、遮蔽、僭代了江湖中国之真道，从此“物论齐一”，天下太平，再也没有理论创新，走上了日薄西山的衰退之路，直到帝国终结。

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孟子》曾有与虎谋皮的种种迂阔之论，不识好歹地龙颜大怒，命人删去“民为君本”、“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等八十五章。朱元璋死后，经过儒生集团向庙堂力争，阐明那些迂阔之论有利于君主专制长治久安，是专制意识形态欺骗民众所必需，于是《孟子》得以恢复原貌。倘若采信面目全非的朱元璋版《孟子》，怎么可能明白《孟子》真义？

王弼篡改《老子》然后曲解，郭象篡改《庄子》然后曲解，在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不可能有任何人向庙堂力争恢复原貌，因为唯有篡改才有利于君主专制长治久安，唯有曲解才是专制意识形态所必需，唯有篡改曲解才能缓解老庄真道对儒生集团的巨大观念压力。倘若采信面目全非的王弼版《老子》和郭象版《庄子》，怎么可能明白老、庄真义？怎么可能彰显被庙堂伪道遮蔽两千年的中华真道？

尽管江湖中国之真道，被庙堂中国之伪道遮蔽两千年，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真道遍在永在于宇宙，真德遍在永在于人心，因此江湖中国之真道不可能被庙堂中国之伪道真正剿灭，而仅仅是转入地下，成了江湖民众“谨守不失” ②的隐秘信仰。在两千年庙堂伪道的专制高压下，中华民族凭借对老庄真道的隐秘信仰和对天赋真德的隐秘坚守，仍然创造了“符合宇宙原理”的璀璨古典文化。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谜底，也是“李约瑟难题”的谜底，乃至一切中国之谜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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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人刘笑敢《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详尽比对《老子》历代版本之异同，把不合初始版本的历代篡改，一概称为“文本改善”。

2语见《庄子·秋水》。

 

 

结语、完美犯罪，今始起诉

世上有没有完美犯罪，不仅完美到犯罪难以指控，而且完美到犯罪不被怀疑？

倘若假设中的犯罪是形而下的烧杀抢掠，那么有理智、有头脑的人们，必定无须举例，就会相信必有这样的完美犯罪。

倘若假设中的犯罪是形而上的篡改历史，那么有理智、有头脑的人们，必定要求举证，才能相信确有这样的完美犯罪。

中华帝国的集体性文化犯罪，延续两千年，同案犯众多，其中的少数人积极主动，其中的多数人消极胁从，涉及诸多探索真道的先秦经典的全部销毁、局部篡改、主旨曲解。犯罪集团两千年如一日地销毁犯罪证据，制造种种假证，妄想阻挠犯罪指控，逃避历史审判。

两千年后的人们，即使怀疑这一空前成功的文化犯罪，也很难找到犯罪证据。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谎言中收集证据，是一项浩大工程。为此，我把揭露庙堂中国之伪道、彰显江湖中国之真道的系列著作，称为“庄子工程”。《庄子奥义》是“庄子工程”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两千年来对这一文化犯罪的第一部起诉书。书中仅仅列出了我收集二十五年的部分证据，更多证据将用后续著作不断补充。我必须承认，犯罪近乎完美，起诉远不完美。但我同时坚信，谎言终将揭露，真相必会大白。

拙著《庄子奥义》说：“凭借轴心时代的不朽《庄子》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在上有专制庙堂、下无逻辑利器的双重不利条件下，依然在近代以前抵达了文明与文化的双重高峰，创造了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中华奇迹。被专制庙堂钦定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官学，是支撑庙堂中国的专制制度僵化为奇迹般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的一半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的另一半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能够在《庄子奥义》出版后的第一时间幸运获悉，有位异邦人士毕来德先生，与我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令我深感“吾道不孤”。

毕来德先生在批评于连先生误读中国之时，追溯到了伏尔泰对中国的误读。

伏尔泰仅仅知道，欧洲君主的顶级名相是“恺撒”（Caesar），而不可能僭称“上帝”（God）。因此欧洲乃至其他大陆的任何帝国，无不“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伏尔泰曾以特有的戏谑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造一个。”然而伏尔泰不知道，中华帝国消灭皇天上帝之后，在两千年中伪造了很多活着的皇宫下帝。伏尔泰更不知道，自从秦始皇僭号称“帝”之后，在他无限向往的神奇中国，恺撒的归皇帝，上帝的也归皇帝。

伏尔泰痛恨法国乃至欧洲的宗教战争，并且由于误读而盛赞中华帝国的“宗教宽容”。伏尔泰不知道，“三教合一”的中华帝国，不存在“宗教宽容”。争夺“皇帝”之号的改朝换代之战，正是争夺僭号称“帝”之权的“宗教战争”。伏尔泰更不知道，违背天道地把“上帝教”创造性重建为“皇帝教”的隐秘思想战争，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惨烈程度不亚于任何民族的宗教战争。

两百多年前的伏尔泰误读中国，两百多年后的于连接受伏尔泰以降的现成主流观点，均不足深怪，因为大部分中国学者同样误读中国，同样接受现成主流观点。坚执“成心”、盲从“权威”的中国学者，同样情有可原，因为揭露庙堂谎言、指控完美犯罪的历史审判，才刚刚开始。

——摘自《思想真的有用吗》张远山/北京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