茗石文札

  引言、造化必然，文化偶然 存在两个 “ 文化中国 ” ：众所周知的儒家主宰的庙堂中国，鲜为人知的道家主导的江湖中国。中华帝国的研究者，因而分为两种：属于大多数的轻信者，属于极少数的批判者。 轻信者对于唾手可得的现成史料，不加辨析，径直采信。轻信者从不自问：中华帝国可曾允诺言论自由？中华帝国能否容忍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言论，任其公开刊布并传诸后世？ 批判者对于卷帙浩繁的大量史料，辨伪存真，抉隐发微。凭借对古今中外一切专制主义之共同本质的基本常识，批判者事先认定：中华帝国的历史真相，必被吞噬一切的专制庙堂遮蔽。批判者进而明白：只有深入辨析庙堂允许存在、有利于意识形态谎言的现成史料，才有可能彰显已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中华帝国时空内的无数民众，早已洞悉专制庙堂的意识形态谎言。其中的大多数人，为免诛杀而被迫沉默。其中的极少数人，曾经不怕诛杀地反对专制和揭露谎言。然而反对者和揭露者已被诛杀，反对之言和揭露之言已被剿灭。凭借空前强大的话语霸权，专制庙堂空前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论证。 1911 年中华帝国终结之后，揭露专制庙堂的意识形态谎言，才不再具有政治风险，然而仍有挑战集体 “ 成心 ” 的学术风险，以及 “ 于史无征 ” 的举证困难。因为不利于庙堂谎言的绝大部分证据，早已因剿灭而消失，因篡改而遮蔽。批判者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辨析巨量史料，从反复修补、日益精致的巨大谎言中，发现因先天弱智而残留的证据，搜寻因后天疏忽而导致的破绽。学术风险和举证困难，会让大多数研究者望而却步，乃至中途放弃，然而必有坚持到底者。 比如顾颉刚及其同道，在帝国终结后第一时间，就立刻开始了石破天惊的 “ 古史辨 ” ，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果。不幸其后国难当头，战乱频仍，文化浩劫， “ 救亡压倒启蒙 ” ，刚刚开始、远未深入的历史批判，被迫中止了将近一个世纪。 1978 年开始的 “ 拨乱反正 ” 和 “ 改革开放 ” ，再次把揭露谎言、彰显真相提上了时间表。瑞士汉学家毕来德先生，来到北京研究中华帝国，重点是前帝国的先秦元典，关注中心则是江湖中国的先秦元典《庄子》。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 ・ 于连先生，也来到北京、上海研究中华帝国，重点也是前帝国的先秦元典，关注中心则是庙堂中国的先秦元典《孟子》。与此同时，我也在上海研究中华帝国，研究重点和关注中心，均与毕来德相同。 2008 年 ...